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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澎湃新聞】何淵:面對隱私透明人時代,如何保護自己的個人信息?

[ 作者]: 何淵 [ 發布時間]: 2021-02-26 [ 來源]: 澎湃新聞

字號: [] [] [] [ 閱讀]:389人次      [ 關閉窗口]

【編前語】

隨著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》草案公布和其他相關政策的不斷出臺,個人隱私保護方方面面的問題和措施正在被不斷細化。但從個人層面來講,許多普通民眾還是不太清楚我們該如何主動地去保護個人隱私,以及我們該怎么理解隱私和信息的關系。

澎湃新聞邀請了上海交通大學數據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何淵老師,請他談一下面對熱議的隱私問題,個人該培養起什么樣的意識?何淵老師認為,我們已經不可避免地進入了隱私的透明人時代?,F在我們使用的app,之所以免費,是因為我們出讓了個人信息,轉而由廣告商替我們出錢。但這不代表我們沒有選擇。隨著相關制度的不斷完善,我們可以選擇是否同意,可以要求企業在結束服務后刪除信息,如果企業違背我們的意愿收集數據,我們也可以采取相應的措施進行抵抗,比如集體訴訟。何淵老師還指出,隱私和個人信息是有區別的,前者是我們身為人不能放棄的私密信息、私密空間及私密生活,后者則更多是我們的身份信息、行為數據、瀏覽歷史等。但無論如何,那個“我不要錢,也不要服務”的時代已經回不去了,我們需要意識到隱私及個人信息是一個基本性權利,如果一旦放棄,企業就會肆無忌憚地收集我們的數據。

澎湃新聞:談到個人隱私,大多數人可能會先想到app里面的隱私政策,這些通常又長又難讀的隱私政策,為什么會這么復雜?普通人有必要去硬啃嗎?

何淵:隱私政策之所以會制定得這么復雜,更多是為了滿足監管機構的需求,而不是為了方便普通老百姓閱讀。監管機構往往會給企業提很多要求,而企業為了能滿足這些監管要求,就把隱私政策寫得越來越長。一些大公司的app隱私政策,甚至長達好幾萬,而且專業術語很多,別說一般民眾了,連我專門研究這塊的學者,看著也費勁,往往也懶得去看。

但最近其實有些新的變化。比如,蘋果要求在蘋果商城中上架的app,必須提供一張數據清單,清單上要列出這個應用將收集哪些個人數據、用來做什么的等等,類似于食品包裝上的營養清單。這張清單將被放在每款app的產品頁面上,普通用戶就可以讀得到、讀得懂。

這其實給我們的監管機構提了個醒:隱私政策得讓老百姓看得懂。未來,監管機構可能會要求我們的APP,除了詳細的隱私政策外,還要把一些核心必備的內容作為摘要,放在那些隱私政策的前面。否則,現在這種隱私政策說實在的就是名存實亡,大家根本不會去看,也起不到相應的作用。

 

澎湃新聞:大家在討論app隱私問題時,還會走入一個困境,就是我覺得你這個app不夠安全,但我也沒辦法不使用。這個困境能夠被破解嗎?應該怎么破解?

何淵:從專業術語來講,這是個 opt-in(選擇進入模式) 和 opt-out(選擇退出模式)的問題。后者 opt-out 就是現在的情況,用戶不同意隱私政策就不讓使用。如果是保護消費者,那一般會采取 opt-in 機制:哪怕我拒絕你收集我的數據,你也不能拒絕我使用,與此同時,應該允許提供差異化的服務,拒絕同意的用戶不能使用額外功能,但基本的功能應當會被滿足的。

 

澎湃新聞:現在app收集的算是個人信息還是個人隱私?這二者的區別是什么?

何淵:隱私和信息是用區分的。隱私是每個人不能放棄的,比如私密的生活、家庭、身體上的隱私等。如果這些涉及尊嚴的東西能被放棄且交易的話,我們就不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了。大家之所以這么在乎人臉識別,是因為它會涉及到我們的生物特征,這種生物特征可能會涉及私密信息。而且過程是不可逆的,一旦被收集或泄露后,我們可能永遠都要不回來。

現在的正規企業,收集的更多是信息,很多甚至不是個人信息,比如網上瀏覽記錄、行為數據等等。這些數據可以用于給我們投放精準廣告,這些廣告則撐起了整個互聯網的免費模式。

澎湃新聞:互聯網的免費模式,是指用我們個人的數據去換取免費的使用權限嗎?

何淵:對,為什么這些app能免費呢?其實就是我們部分個人信息的出讓,由廣告商來替我們出錢。

如果我們不允許企業收集個人信息,那未來必然會采取收費的模式。比如微信,有人做過測算,中國大概只有五千萬人愿意每個月出10塊錢使用微信。這樣看來,更多人還是更能接受現在的免費模式。

所以我認為,個人信息保護并不是絕對的,個人信息保護不是片面地只強調保護用戶的權益,還得考慮到數據的流動和整個數字產業的發展。因為產業的發展對我們個人來說也是有價值的,這是一個平衡的過程。

 

澎湃新聞:相比于我們生活中的實體信息收集裝置,app的安全性其實算比較好判斷的。比如,小區里新安裝的識別攝像頭,要求每個人必須提交人臉信息,人們雖然會覺得不舒服,但也拿不準這個裝置到底是否是必要的。作為普通民眾,我們該怎么去做這個判斷?

何淵:嚴格來說,不應該由個人來判斷,而是應當由企業主動地說明這個問題。但現在企業不僅不說明,反而將能收集到的數據統統收集了。因為企業收集了這些數據后,他們往往直接把數據作為一種財產。

對于個人來說,我們也可以做判斷。比如野生動物園郭兵一案,如果沒有人臉識別,我們能不能入園?顯然是可以的,看個身份證校對一下名字也行,只是麻煩一點罷了,但還是能進去的。顯然收集人臉數據并不是進入野生動物園所必需的。

所以說,企業必須一開始就把數據處理的目的告訴我們:出于什么目的收集數據,收集了什么數據。這樣公眾就很容易判斷這個攝像頭到底是不是必須的。

 

澎湃新聞:那機場和高鐵站原本也可以刷身份證進站,為什么現在還需要人臉識別呢?

何淵:機場、高鐵這些地方的人臉識別除了快速安檢的理由之外,更重要的理由是為了公共安全,通過快速識別旅客的身份,避免讓恐怖分子等混入這類封閉的重要公共交通樞紐。而且這些地方并不會保存收集到的人臉數據,只是把人臉數據拿去和公安系統做比對,返回“是”或“否”,這個過程就完成了。因為這個系統不會存儲我們的人臉數據,所以對我們來講危害是小的。

但是,即便在這種場景下,我們還是要給個人提供選擇的可能性,不能讓所有的窗口都是人臉識別的無人窗口,還是得配備一兩個人工窗口。畢竟每個人對個人信息的敏感程度不一樣,其實公眾需要的僅僅是一個選擇的權利。

 

澎湃新聞:那可以粗暴地說,如果是企業安裝的人臉識別,大部分情況都是沒有必要的嗎?

何淵:很大部分確實是沒有必要的。但也不是說商業上完全不能用,還是要看怎么用,是不是有必要用。

比如支付界面,這個涉及金融安全。還有前面提到的機場和火車站,這些公共場所的人臉識別技術也主要由企業提供技術服務的,不過是為了比對公安數據,但其實本身也是企業的商業行為。

 

澎湃新聞:這又回到了之前那個問題,對普通人來說,每個裝置的背后都是一個黑箱,我們很難判斷它的合理性。所以,是不是我們也很難起訴,很難收集證據,很難證明這個裝置到底是儲存了還是匹配了?

何淵:提起訴訟其實不難,主要難在你要證明損害結果,由于商家使用了你的數據,對你造成了什么損害,這個我們往往無法證明,也就無法要求企業進行大金額的經濟賠償。比如龐理鵬訴東航、去哪兒一案,終審的法院判決是原告勝出,但因為他無法舉證個人因此受到什么損害,最終法院也只判了被告賠禮道歉,并沒有實質上的金錢賠償。

個人怎么保存證據,這個其實也不難。如前面所說,是企業要向你說明,他們在收集什么數據,安裝的是什么性質的攝像頭,如果企業無法說明,就違反了透明度原則。

但不管怎么說,龐理鵬本身是個律師,他才能去折騰個兩年。作為一般的個人來說,是耗不起這個時間的。

澎湃新聞:等《個人信息保護法》通過后,會對此有幫助嗎?

何淵:會的。郭兵動物園一案嚴格來說也不是一個人臉識別案件,而是按照合同糾紛來判決的。我和當事人聊過,主要原因是個人信息保護法和數據安全法還沒出來,只能按照合同法提起一個違約之訴。

未來的《個人信息保護法》將有新的規定,比如公益訴訟:由檢察院、監管機構、網信部門指定的公益性組織幫我們個人操作這些訴訟。首先他們能獲得我們公民個人無法獲得的證據,其次作為公權力機關,他們還可以約談企業。這比起我們個人的對抗,力度是不太一樣的。

還可能會有集體訴訟機制。集體的力量是很大的,這在歐美比較普遍,比如臉書最近一個有關人臉識別集體訴訟的庭前和解,臉書同意賠償了大概5.5億美元。

總之隨著《個人信息保護法》和《數據安全法》的通過,救濟機制會更加完善。我覺得,這種訴訟不能靠單個自然人,而是要靠集體的力量。

 

澎湃新聞:前幾天看到一個帖子,網友發現某快遞公司提供了一個新服務,如果用戶每個月交14塊,就可以享受到升級的隱私保護服務,比如快遞員會通過一個安全號碼跟你聯系等等。你怎么看這種升級付費服務?

何淵:快遞公司保護姓名、地址、手機號這類信息,是企業本身的義務,是法律規定的義務,本身就是不能拿來交易或買賣的。

這和我前面提到的隱私交換不同,因為寄快遞本來就是收費的。如果你把你的信息給我,我給你免費寄快遞,這才叫做隱私交換。很多老太太在超市把個人信息寫下來,換取一筐雞蛋,這就是一種隱私交換。

 

澎湃新聞:所以李彥宏之前被群嘲的那句,中國人愿意用隱私換取便利,這句話其實講得蠻有道理的?

何淵:道理是這個道理,但他講出來不合適,主要是立場不對,企業講這句話是有問題的。

但實際上,我們已經進入了隱私的透明人時代。不管你愿不愿意,這些企業都已經掌握了我們的數據。大數據的流動確實有利于國家數字產業的發展,這也許是我們每個人都要承擔的社會義務,那種傳統的“我不同意,我也不要錢”的邏輯可能走不通了。

當下更重要的是,我們每個人有沒有更多的選擇權。如果我同意了,能不能獲得額外的好處;如果我不同意但企業收集了,我有沒有救濟的手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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